B 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开音乐作品会?是觉得终于可以老到和老朋友们一起站在舞台上去怀旧了么?

　　G ：其实去看的人也是怀旧的心境。我没有主动做过什么事儿，都是被动等着，因为我 1996 年开了一场音乐会很成功，所以每年就有人来找。但我一直有两个不愿意，一是因为没有新作品，还开什么呢?今年正好有了这张《万物生长》，然后就可以开了;第二是因为我不愿意去卖人品求大家，这么多人都为了你聚在一起，你也不能让人白给你唱，所以你要攒人品攒很久，攒到我已经入行 18 年，服务了三代歌手，你在行业里也到了这个位置。你们都唱着我的歌去演出赚了那么多钱，然后我还没版税，我还得靠着当评委挣奶粉钱。所以我才开口说，大家一起来搞一搞吧，这个时候就瓜熟蒂落了。

　　B ：那你有打算把它弄成一个长期的项目吗?

　　G ：这一轮演个一两年，演个 32 场。现在 32 场都成了一目标了，大家都必须得开到 32 场，我肯定能开到 32 场。

　　B ：这几年发生在你身上太多事，结婚生子，酒驾入狱，工作上也有很多新的身份，当选秀节目的评委，在视频网站优酷做脱口秀节目《晓说》，还出书、拍电影、开音乐会，感觉闹腾得厉害，没有停歇过。

　　G ：对，其实我一直想这么做。但关键是，我得一样一样玩。在我看来，前些年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美国，奋斗也好，学习也好，什么也好。我觉得这件事是最大的一件事，我希望我干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去干，而不是去玩票。我去美国不是旅游，去瞎看看。所以我正经地移民，正经地工作，去体会那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的智慧，我特别全心全意地在干这个事。结婚生孩子也是一大事，不能新婚燕尔就忙得和孙子似的，大家好好在一起待几年嘛。这两件事花了我 6 年的时间。我觉得这 6 年完全没有荒废，你虽然没干什么这儿的人眼睛里能看到的事，但你把自己彻底地改变了，你成了一个比以前辽阔很多的人，你成了一个快要活明白的人，你成了一个对东西方的很多东西有思考的人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值得的。所以从美国回来之后，突然什么都来了，其实我也不想用厚积薄发这个词，就是突然通了。通了以后你干什么事都会游刃有余，会觉得挺有意思的。

　　B ：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高晓松看起来变化很大，以前很多人都觉得你是特别傲的一个人，年少成名，出身不错，带着那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。但你开始总说一些“很感激”、“很感恩”之类的话，这种心态是怎么转变过来的?是和酒驾这个事有关还是到这个年纪了?

　　G ：我觉得可能都有吧。到这个年纪了这很重要，不然到这时候你还没活明白就很惨。年轻人就应该狂傲，你别像老头那样，有什么意思呢?我觉得这跟在美国做少数民族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你在那儿，谁都不知道你是干嘛的。我在这儿少年成名，在行业里一直都在第一线，跑美国去就是一五流的小导演小作曲，琴弹得还没人家卖琴的弹得好。我去买把琴，人家卖琴的比我弹得好太多了。他只挣 3 块钱一小时，低于加州法律规定的 8 块钱，因为弹得好的人太多了。你又不住在富人区。我住在洛杉矶，他们没人相信我在中国是著名的音乐家，因为在他们那儿，你只要写过一首歌进过排行榜前 40 名，你就可以退休了。那至少是 3000 万美金的版税，我没有钱住在富人区里。我在美国的制片人，他说：“你是著名音乐人啊?我不信。你看我住的这区多好，你看我 200 万美金这房子，我拍过那么多电影都不算我赚的钱，我只写过半首歌，就我一电影主题歌的歌词我不满意，我就自己填了个词。就那么半首歌的版税，买了这套 200 万美金的房子。”洛杉矶房价远低于北京，200 万美金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房子了。没人相信我写过畅销歌。

　　B ：《同桌的你》为你赚了多少钱?

　　G ：第一笔是 800 块钱。后来陆陆续续乱七八糟的加起来可能有一万块钱。

　　B ：刚去美国的时候，心理落差应该很大，很难接受吧?你在中国本来自我感觉这么好。

　　G ：是的，接受不了。你约任何一个人都得等一个半月以后，没有人重视你，而且你只能发邮件，打电话人家都嫌烦，然后不停地发了 4 次邮件总算给了你一个时间——午饭后到上班之间的 10 分钟。我以前还会和人家说“老子在中国都如何如何的”，结果人家都那表情，意思是你牛你怎么不住在富人区啊。美国只有两个地方最势利，华尔街和好莱坞。其他地儿其实大家都不是很在意这个事儿，但好莱坞是极其在意的，所以刚开始一年多时间里才慢慢开始平和下来，自己重新学习《圣经》，学习人家中学课本。

　　B ：学《圣经》?为什么?

　　G ：所有制片人一听我的故事就会说：“你这一听就是少数民族的故事，你太不了解美国了，虽然你英文说得不错，但是没用，你不了解美国人民。”美国人都有一特点，就是读《圣经》长大的，每个人都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先去把《圣经》读一遍。好莱坞的所有故事都是《圣经》故事，只是披了不同的现代的外衣，所以你这故事一听就是你没看过《圣经》。”于是我就去学习《圣经》。后来他们给我一个严格的规定，就是讲任何一个故事的时候，你不能用“我”当主语，主语必须是观众，观众以为他是怎么样的，你必须这么讲故事。这就是他们那儿洗脑式的训练，必须每一句话的主语都是观众。你不能说“我觉得怎么怎么着”，你是个屁!凭什么你觉得这样?

　　B ：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自尊不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毁?在摧毁之后又重建?

　　G ：是啊，我讲的任何一个故事，人家第一句都会问你：“谁要看这电影?”一开始我还特别不服，还很傲，会回答说：“我会看这电影!”然后人家就会斜眼看着你，说：“那您去纽约吧，别在这混了。”所以慢慢地我这些狂傲的东西就都没有了，就会变得非常谦卑、非常察言观色。

　　B ：为什么刚开始非要到好莱坞去混呢?

　　G ：我想做商业电影，我不想再做独立小成本，而且我想学习他们的体系，包括这个国家的智慧。其实好莱坞的智慧就是美国的智慧，美国犹太人的智慧。虽然我后来只拍了两部电影，但也可以了。好莱坞特别势利，你要是一无是处，人家客气话都不对你说，一句客气话都不跟你聊，不会像中国人说：“你不错啊，但是我们再考虑考虑。”人家连这个都不说，人家说：“谁他妈看这电影啊?”特别不客气。后来聊多了，时间待长了，他们发现我历史很好，就开始对你客气点。

　　B ：你是靠什么在好莱坞待下来的?

　　G ：这个过程有点难，毕竟你刚去的时候，只带着两部小电影，以及一堆没人听过的歌，你其实是一个少数民族，混进一个大party 里。我到任何地方，人家大制片人只给你 5 分钟时间，讲故事只能说 5 分钟，如果写的话必须不多于一张纸，因为没人有空听你讲或是看。所以我都先和我家门口的酒保排练，先掐着表讲给酒保听，第一次巴拉巴拉讲了十多分钟，只好再来一遍。你在那儿低头做人这些年，你就已经磨掉很多棱角，再加上岁数也到了，有了孩子人身上的气息就柔软多了，狰狞的那些气息就少了很多。坐牢也有好处，看到了你在任何地方看不到的一些人，然后你就会觉得挺平衡的，出来混都要还嘛，我欠的我都还了，我就平衡了。你看到了你看不到的社会的各个角落很多层面的人，你看到了人家是怎么生活，所以我也没有怨天尤人什么的，我要再怨天尤人，那些被判 10 年、20 年的都不用活了。所以到今天，我就真正平和了很多。

　　B ：你已经拿到绿卡，为什么迟迟不入美国籍?

　　G ：我随时都可以入籍，但是我在犹豫。绿卡和国籍在美国就一个区别，不能选举或是被选举，除此之外，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我也不可能被选举，我也对选举没什么兴趣，所以我还在犹豫是不是入籍。

　　B ：你对政治没有兴趣?

　　G ：我对政治本身没兴趣，我只对政治背后那些生存的智慧有兴趣。比如国家的理想，待了这么多年，我发现美国是一个自由超越平等的国家，这和欧洲不一样，欧洲正好反过来，平等超越自由。而这些有意思的智慧都和文化有关，我只关心和文化有关的东西，因为不管你是写剧本还是什么，你做的就是文化，这些就是文化的一部分，至于具体的政治的那些事，我是一点儿都不关心。就像科恩兄弟有一句台词我特别喜欢：“美国没有警察的时候，也不是人人都杀人。”科恩兄弟那句话极大地震撼了我。美国现在有 300 万警察，杀人的一个也没少。我特别崇敬科恩兄弟，他们也是犹太人，我在我的节目《犹太人》里面提到三个犹太导演：科恩兄弟、伍迪·艾伦和斯皮尔伯格，他们看问题极深刻。其实我本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者，可能我老了以后会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

　　B ：按照你的自由主义性格，到现在有什么东西你会觉得把你困住吗?比如婚姻?

　　G ：我现在唯一的能感觉到的困扰是点菜没点好。因为我走遍世界，我特别五香嘴，精极了。偶尔会出现点菜失败了，我就会特别特别困扰，我会想：咋都活到这岁数了，竟然能把菜点失败了。除此之外没什么困扰。

　　房子会伤害我和一切

　　B ：宋柯开了个餐馆，你这么爱吃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开?

　　G ：我到现在什么都没开过。人一生能做的事很多，我还能当记者呢，我没准儿也能拍照片，我没准儿还能犯罪，我至少不会那么傻就让人给逮着了。能做很多事，但你不能都去做，我觉得凭我这么多年攒下的资源和人品，我也是可以做生意的，我就不做，我什么事都不做，因为我觉得没意思，我只干有意思的事儿。另外是我欲望特别弱。譬如说我想买房，那我就得想办法了，但我又不买房。

　　B ：你不买房，全世界各地都在租房子住?

　　G ：租房子很好啊，想住哪儿就住哪儿，今儿看到这个就住这儿了，明儿看到那个就住那儿了，无非就是倒霉两天，每次搬家的时候都说：唉，要不买个房子吧，都麻烦死了。我一想到买房的后果，我就想着不要买了，因为房子会伤害我和一切。我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很稳定的生活结构里，但是一买房会破坏，因为你需要很多钱，当你需要很多钱的时候，你就想做点什么事，你想做点什么事的时候，你就想利用别人，你一想利用别人，你的整个的稳定的生活结构就破坏了。

　　B ：你书里说不买房是受了你妈妈的影响，她曾经跟你说“生活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”。所以你们全家都是无房族么?

　　G ：我妈也没买过房。我妹也没买过房。我妹钱比我多多了，捐了很多小学等等，但从来没买过房。我妹妹在德国生活了很多年，现在回来了，以极简的方式生活，吃素，德国籍的孩子送到民工小学上学。我老婆是很爱穿衣服的，我妹的所有衣服都是我老婆的，穿我老婆不爱穿的。我妹妹很疯狂的，她一个人可以骑着摩托车穿越非洲。

　　B ：听起来你们全家都很洒脱，你觉得你做过什么疯狂或者让自己骄傲的事?

　　G ：好像没有，对我来说一分钱不带去要饭那都不叫疯狂，这个事情我也做过，和家里人打赌，我想组乐队，他们不让，便想为难一下我。他们说你敢吗?你敢拿把琴就走吗?我说我敢，于是爸妈搜我身，把钱都搜光，给我买了张火车票去天津，说一礼拜后你再回来，如果你坚持下来，乐队的预算和资金立马就拨给你，因为组乐队要花很多钱。虽然我们家心疼我，只让我去了天津，爬也能爬回来，但真一分钱不带就上天津那也挺要命的。

　　B ：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?后来打赌赢了么?

　　G ：大一。我记得我在天桥那边弹琴，一天下来就要到了 5 毛钱。然后花了 4 毛 7 买了盒烟，一口饭都没吃，当时 1 毛 5 可以买一方便面了，但是我有很多感慨，我得买盒烟。第二天，我想可能大学会比较喜欢这种事，就去天津大学卖唱，结果被人举报了，被学校保卫处抓起来了，说我是流氓。最后是被我们家领回去的，导致打赌失败。但是我们家的教育是特别好的，特别西式，虽然我失败了，饿得半死，但回到家就看到一大桌菜。从那以后到现在，20 多年过去了，没有人提过这件事，包括那一天，也没人提什么你打赌失败了，因为大家觉得你是一个男的，你心里肯定都明白了，那还提它干吗?

　　B ：那还蛮有趣的，在这种鼓励下，你应该会干出更多不靠谱的事。

　　G ：我确实经常干这种一分钱没有就敢出门的事。我在欧洲也发生过这种事，浑身上下一分钱没有，卡也刷爆了，没存款，我从来就没有过存款。我买不了房子就是因为没存过钱。最后打电话给北京的哥们儿，说你先借我点钱买张机票，然后他给我订张机票，让我去国航在罗马的办事处去拿机票，于是我又蹭了各种车去了罗马，拿了机票。最后坐着免费的接驳车上了飞机，一看旁边坐着一个中国人。我高兴坏了，我就问他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，回了中国到机场我就还你。他说行啊，然后我和他套近乎，因为人家借钱给我了，我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呀?他说我是作曲的。我更高兴了，“你作曲的，你不认识我吗?”他说我不认识啊，我心里一下特别不高兴，作曲的居然还不认识我啊!然后我说我是高晓松，他说我没听说过，我气坏了，心想说出名字来都不认识，我就问他：“那您叫什么呀?”他说我叫瞿小松，我顿时消气了：“嗨，瞿老师啊，大师大师!我不算作曲的，我只是写歌的，您才是作曲的。”

　　B ：我感觉你现在的状态特别自在，是不是把很多东西一点点放下来，就越来越自在了?

　　G ：虽然我有很多毛病，但我从小有一个特别好的生活观念，这个观念到现在我都觉得一生有益：我从来不想自己要什么，我只想自己不要什么。我一直这么生活的，所以自在就是你把不要的东西都不要了，那就好了。

　　B ：你怎么判断你自己不要了?

　　G ：我一直都觉得，这东西只要我不喜欢，那就不要了。不管它是什么，只要不要了就不要了。

　　B ：对你老婆来说，你这样的岂不是挺没安全感?她也不知道，万一你什么时候突然不想要家庭了怎么办?而且你又没有存款，又不买房。对于一个在中国式教育下长大的女人来讲，你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男人。

　　G ：但是我到 40 岁了，我对这个婚姻，对这个家庭，我是越来越依赖。因为你已经过了你男性能量的成长期，其实你是在往后退，所以你会越来越珍视这些东西。包括乡愁，我去了美国之后我就有了，包括孝顺，我以前也没有，因为他们太强了，所以感觉不到他们需要你孝顺，我现在也有了。我现在能跟妈妈、丈母娘都住在一起，丈母娘带着孩子跟着我跑，在美国大家都住在一起，回北京也是，丈母娘、老丈人、小姨子从我结婚起都跟我住在一起，共同生活很多年了。我还乐在其中，我原来是特别野的一独狼，看到我今天这样，我的那些朋友都傻了，徐静蕾说，你每顿饭都带着这么一大家子人啊。我说对啊，我说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不但不再是那头独狼了，我现在家里人少了我还受不了。我觉得怎么没人了?不热闹了，没意思。

　　B ：这么复杂的关系，一大家子人在一起，你们都一直很和谐吗?从来没有矛盾吗?

　　G ：关键就是我脾气好，我只要脾气好，就都和谐了。你要是再有各种不平，那就完了。所以我说我是员外嘛，人家员外四房五房家里都能和谐相处，我这儿不就是俩老太太，一老婆，一孩子，还有什么不能的呢?老丈人关系也磨合得很好。

　　狂妄就是一种自私的集中体现

　　B ：你做了这么多工作，拍电影写歌当主持人，为什么从来不考虑做个歌手?

　　G ：我就是坚决不想做歌手，我从小特别狂傲地长大，然后我觉得做歌手、做艺人在台上冲大家说“后面的观众你们好吗?”我觉得这样不好，我们家也接受不了，因为做幕后你就能成艺术家了，或者叫文艺工作者，于是就坚决不上台。等到后来呢，我觉得晚节不保也不好，别说年轻时候挺瘦的没上台，等老了弄一老胖子上去唱歌去了，算了还是坚持到底吧，宁可去做评委，就到现在都没唱。但我挺高兴偶尔能唱两个歌的，每场音乐会上我都会唱两个歌，《一叶知秋》和《恋恋风尘》。

　　B ：你在台上的时候会不会回忆过去?当台上台下一起唱你过去写的那些作品的时候，你会有掉泪的冲动吗?

　　G ：我站在台上当主持人串场的时候没有，因为我说的时候会尽量让大家笑，我也不是一个苦情的人，我说的时候都是逗乐的，我和这哥们儿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，这哥们儿这姐们儿怎么怎么。但我确实会掉泪，当我站在旁边看到万人齐唱，泪雨滂沱，那种场景连宋柯这种铁了心肠的都哭了，我真的特别感动：你的人生是多么的有意义，你曾经抚慰过这么多人的心灵。

　　B ：所以就是因为这个，就算你以前做过很多不靠谱不要脸的事情，你都可以原谅自己。

　　G ：对。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原谅自己，一个人要是不能原谅自己，你就白成长了。我觉得成长的过程就是最后一定要能原谅自己。我现在就是原谅了自己，我连我自己都能原谅，我就能原谅所有人。总而言之，你总伤害过不少人，狂妄就是一种自私的集中体现，我曾经自私地生活过很多年，最终两件事会让你觉得特别平静：第一，你还了，该还的已经还了，你总要还，但是我觉得不同的还的方法，如果是以家人的寿命或是其他的代价去还，还不如去坐半年牢自己去还了挺好;再加上你原谅了自己和所有人，因为人生中不光是你觉得对不起别人，你还觉得很多人对不起你呢，包括家人等等，你还有好多讨厌的人呢，我现在都没有讨厌的人，我每次看到他们在微博打架我都兴奋不起来，要是过去我肯定直接就冲上去了，但我现在看着都觉得特别怪，为什么人们不能互相原谅呢?为什么就要这么难以理解?我现在就是特别不理解。

　　B ：你会更喜欢 1988 年的高晓松还是现在的高晓松?

　　G ：我喜欢 1988 年除了高晓松以外的那些东西，那个时代，那是一个好时代，但我是好时代里的坏孩子。我喜欢现在的我，今天的时代真的是一个坏时代，我不是说中国，是全世界，美国也一样，非常沦丧，我现在成长成了一个好孩子。